如果认为宪法不能走入公民具体的生活特别是诉讼中，就认为宪法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就失之偏颇和狭隘了。
例如当时被认为受威胁最大的福建沿海，如果敌人大规模登陆，除了厦门坚守，其它如漳州、泉州都不守，让他进来。而且，为了备战，还实施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许多重要的研究单位和企业从大城市向三线地区转移，并按照山、散、洞的原则兴建了大量新的企业。
但即便如此，这个谬误也并非全无价值，因为认识到这个新的幻影，至少也可以让我们知道，洞穴之外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投下了这些影子，对宪政问题的思考，还有更多开放的空间。[43]参见香港中文大学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0页。[13]参见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什么样的区域要做出牺牲呢？从军事上讲，有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即那些掌握重要的经济区域或是交通枢纽的地区，是必须控制的枢纽或者说锁钥，如果必须放弃的是一个富饶而人口稠密的地区或一些大的商业城市，那么损失就大些。[36]而此时的国际大环境，则是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分歧的日益显现，中苏关系开始逐步恶化，原本稳定的三北战略后方也变的不再安全。
[11]所谓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意味着在战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而当战争不可避免时，不是试图先发制人或是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同我军进行持久作战，以便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的主动，也就是由战略的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39]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军事图书馆等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页。而2004年宪法修改在保留这一内容的基础上，提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虽然强调了协调发展，但物质文明仍然被放在比政治文明更为重要的位置。
现在和今后，如果能在宪法体制内确立科学的党政关系，其重要性和意义将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不分伯仲，不仅是宪法自身的一次历史飞跃，也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前途的一次历史飞跃。说到底，国家的根本任务或者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即实现物质的富强，而不是其他，也没有其他什么任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6]关于那一时期全局性立法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笔者曾有述及，参见刘松山：《当代中国立法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演变》，载《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7期。[36]参见《王汉斌访谈录》，第62页。
[10]关于国家主席设置的过程，可参见《王汉斌访谈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以下。（二）1982年宪法未能对如何处理党政关系做出具体的操作性规定 制定1982年宪法时遇到的头等重要的问题是，要不要在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
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制建设，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不足，其作用的发挥具有阶段性、相对性和有限性。 注释: [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99页。[4]参见《王汉斌访谈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25]《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朝鲜外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胡乔木本人还直接给中央写信，要求取消检察机关。比如，1992年宪法颁布十周年时，参加1982年宪法制定的项淳一先生提出，宪法是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和行使国家权力的保障，[7]这是从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上来论述宪法作用的。宪法监督机制不能有效运转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宪法自身的设计存在缺陷。所以，如果一部宪法的诸多甚至是所有的根本性问题，都由一个或者几个重要政治人物发挥决定性作用，而这种作用又建立在他们的个人威望和不可避免的个性特点、个人倾向之上，就难免要给宪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了。
而国家领导人中的核心，是最高领导人，最高领导人的任期是否受约束又是法治文明的基本标志。[11]而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用这个法律体系与此前的情况对照，就可以体会到几十年来在为国家和社会制定规则方面，中国所发生的沧桑巨变。
与普通人相比，政治人物通常站在更高的历史基点上，更能准确地洞察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如果他们提出的宪法设计的主张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诚然善莫大焉。其中，关于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在1993年才被写入宪法，实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到1999年才写入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才的内容到2004年才被宪法肯定下来，而关于所有制形式和经济结构的内容则处于不断的修改变化中。
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国家和社会办事的准则基本是领导人的意志和党的政策。后来，在邓小平的坚定要求下，党的领导被写入了宪法。（三）将制定规则的权力彻底地交给了特定的国家机关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实行法治，一条根本性的标准就是看谁能在这个国家制定规则。[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2-343页。而根据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邓小平在1981年6月任党的中央军委主席。但是，在设计中央军事委员会时就碰到了问题。
到文革期间，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则成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准则，其他掌握党和国家权力者的重要讲话，也具有了法律效力。其次，社会主义在经济技术等方面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
[26]而在实践中，也因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清，导致了二十多年中对宪法多达四次和几十处的频繁修改。（二）确立了法治国家政权制度的基本框架 考察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的历史可以发现，我国的政权制度始终没有真正建立、健全并成功地运转起来。
但是，对于党如何领导人民以及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国家各类政权机关，或者说对于党的具体领导方式，宪法又没有做进一步的规定。这种情形在中国宪法作用的发挥中也是十分明显的，设想一下，如果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领导人在1954年宪法制定后，就始终不渝地重视宪法作用的发挥，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肯定远非今天的情形了。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这在宪法序言中的表述就是，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另一条是规定中央军委主席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18]第二年的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又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
[32]《王汉斌访谈录》，第103页。笔者认为，从宪法规定的那些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出发，纵观三十年来的实施经验，有以下几个重要作用值得大树特树： （一）基本结束了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职务的终身制 从政治体制的设计看，1982年宪法的根本性贡献，是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基本结束了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职务的终身制。
这方面，西方国家的宪法是什么状况姑且不论，但1982年宪法规范的内容，主要是国家宏观权力运行的方方面面，宪法适用的主体也主要是国家机关，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需要由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规定才能落实，所以，宪法本身并非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器物。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诸多问题认识不清，迄今为止，中国在理论中对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应具备哪些特点，尚缺乏深入的探讨和共识。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既主张人民在创造历史中起决定作用，也充分肯定杰出历史人物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认为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人物作用的大与小、正与反，取决于他们的主张是否正确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笔者认为，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1982年宪法结束国家领导人职务终身制，是一个改变历史的制度设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越是得不到很好的实施，人们越是强烈地呼吁认真实施这一制度，这也许才是宪法的作用和动力所在。对于宪法作用的考察与认识，首先应当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而不能简单地拿几个法治发达国家宪法的制定与实施同中国相比，不能只从应然性出发。为什么要体现改革的精神呢？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决定的。如果认为宪法不能走入公民具体的生活特别是诉讼中，就认为宪法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就失之偏颇和狭隘了。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页。这个写法的优点是，使人认识到，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权机关行使职权有重要区别，党不同于政。
[28]王汉斌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邓小平在修宪中所起的这个作用：我参加了这次修宪工作，深切感到修宪中遇到的许多难题，都是在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正确解决的。而改革的最大基础来自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
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宪法究竟是规范什么的，应当在哪些领域适用以及如何适用，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尚缺乏深入的讨论和清晰的认识。
